中世紀的逼迫（一） 中世紀教會歷史

　

　 　

第二十篇　海外宣教運動

一、 輔讀文獻

1. 歷史概述
2. 二十世紀海外宣教運動
3. 克里威廉小傳 
4. 馬禮遜小傳
5. 戴德生小傳
6. 劍橋七傑（震憾時代的七位宣教士）

二、歷史景點

1. 英國國家海事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 內地會倫敦辦事處
3.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4. 馬禮遜紀念館（Robert Morrison Memorial）

三、討論題綱

1. 海外宣教運動的興起與發展
2. 宣教運動對中國的影響

歷史概述

1. 海外宣教運動的興起

英國福音派大復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帶進了十九世紀蓬勃的海外宣教運動。其實早在十八世紀初，德國敬虔運動的中心─哈勒大學、摩爾維亞教會、以及貴格會等團體，已陸續差遣教士前往歐、美、亞、非等地，並設立了幾個相關的宣教組織。然而，真正普遍的海外宣教運動，要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才真正開始。隨著航海運動的盛行，以及英國海權上的勝利，循道運動為英國所帶來的屬靈復興，至終成了福音化萬民的偉大託付要將國度的福音，傳遍整個居人之地。

1768年開始，英政府委任庫克船長（James Cook）航行太平洋，發現了許多新的地區。他回來後，將航行的經歷寫成了一本《庫克船長的最後旅程》。這本書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其中一位就是後來的「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克里威廉於1761年生於英國，原是一名鞋匠，靠著自習而學會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法文，受到美國大佈道家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及其所編寫的《大衛布萊納生平》（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一書的影響，對海外宣教一事有極大的負擔。1792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宣教義務暨實務諮議》（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專文，實際的針對海外佈道的責任、歷史、現況與前景提出詳盡的討論。同年十月，十四位信徒在克里和《摩爾維亞差會期刊》的鼓勵之下，成立了一個差傳團體，並於隔年舉家遷往印度。克里威廉初到印度時環境極為艱難，他的妻子無法忍受導致精神失常，然而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克里卻排除萬難，將聖經譯成了二十幾種不同的印度方言和小冊。克里於1834年逝於印度，他在印度四十年裏，始終沒有回英國一次，然而他所傳回英國的報告，卻刺激許多差會的成立，使海外宣教的運動普遍展開。

2. 差傳團體與聖經公會的成立

在克里威廉的激勵下，倫敦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於1795年成立。隔年，他們差遣了廿九位宣教士前往大溪地傳道。1807年，第一位來華的更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以及1840年到南非傳道的李文斯頓醫生，均是在倫敦差會的派遣下外出傳道的。倫敦差會初成立時，是一個跨宗派的聯合差會，後來卻漸漸演變成為公理會的附屬組織。英國聖公會也於1799年成立了自己的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也就是後來的安立甘會，當年和受恩教士（M. E. Barber）就是在此差會的派遣下來到中國。此外，循道會於1818年也組織了循道差會（Mrthodist Missionart Society），擴大活動範圍，也就是後來的美以美會。類似的差傳組織相繼在美、德、法、荷等地出現，幾乎各宗派都有其獨立的差會，以專注發展某一地區的福音工作。

這些差傳組織中最大的一個國際差會，是戴德生（J. Hudson Taylor）所創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戴德生於1832年生於英國約克郡，1853年在中國福音會（China Evangelication Society）的差派下來到中國，後獨立成為自由傳道人。當時大多的傳教士都在沿海一帶作工，戴德生看見了內地的廣大需要，遂於1865年成立了中國內地會。戴德生的幾個傳教原則，如：不對外尋求經濟支援，以信心仰望神的祝福；在衣著習慣上入境隨俗；以及直接將總部設在中國等，都成了宣教工作的新典範。1885年，七位劍橋的畢業生加入內地會來到中國，他們的奉獻，大大激勵了其他的英國人，以至於短短五年之內，內地會的傳教士人數就從原有的163人，增加到800人，佔了整個福音派傳教士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除了各式各樣的差傳組織外，聖經公會也大量興起，與傳教工作相輔相成。1802年，1804年，英國及外地聖經公會在倫敦成立，其主要的宗旨是「鼓勵經文本聖經廣泛通行」。此組織很快的協助各地，如俄國、荷蘭、德國、挪威、瑞典、丹麥等國成立聖經公會。1816年，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也在紐約成立，派發聖經給前線的拓荒者、印地安部落、和大量湧進的歐洲移民。舉凡宣教士所到之處，立即成立聖經公會，將聖經翻譯成當地語言。1946年，全球主要的聖經公會在英國聚集，成立了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加強翻譯、出版、以及發行聖經的工作。宣教事業的蓬勃發展，不僅使得福音所到之處教育普及、醫療提昇，亦為歐洲的基督教帶進了一股新的活力，更多青年人受激勵奉獻自己，帶進了一地一地的復興。

　

二十世紀海外宣教運動
（本文摘自http://www.uh.edu/ccbsg/Files.Sharing/jiaohuishi/jdjhsl-9.htm）

路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上帝的主權，認定上帝國度的擴展只能由他親自揀選推動，人除了祈禱以外，便無能為力，故更正教的宣教意識本已不強烈：加上宗教改革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莫拉維運動的參與者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外，憲制的宗教改革者大都沒有清晰的宣教與佈道意識，他們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遠比天主教所做的遜色。

天主教的海外宣教傳統源遠流長，這當然與它強調教會的普世性有密切關係。自古以來，大公教會就宣稱它是人間唯一的得救門徑，任何人必須加入，否則不能得救，福音廣傳自是它的首要任務。且不再翻提早期羅馬教會派遣傳教士到英倫傳教，中世紀不少修會以向外傳教為其職志這些陳年舊賬；單在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在其改革運動中，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宣教修會：耶穌會（耶穌會的海外傳教工作非常出色，更派遣傳教士遠渡到中國，當中包括有名的利瑪竇、湯若望等），更正教的宣教工作自然是望塵莫及了。

純粹從信仰的角度說，海外宣教事業之所以能?動，實取決於以下兩個政治經濟因素：第一，教會是否有普世的識見。倘若我是葡萄牙的國民，而國家正處於向外擴張的時期，國旗插遍了全球各地，這無疑使將我的國際視野擴闊了。惟有首先具備對世界的認識，才能有關懷普世的福音工作。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動需要有足夠的支援，這包括經濟及軍事兩方面。沒有雄厚的經濟支援，根本維持不了昂貴的海外宣教事工。我們不可將現今海空交通發達的情況，套人十八世紀的社會場景中，在那時候，遠洋航行不單風險基大，費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以為保護，海外宣教工作亦是難以開展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先進的航海技術是隨商業經濟及軍事擴張而發展的；其二，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護航，船隊也難以安全抵達目的地，更遑論從事宣教了；其三，宣教工作大多首先在母國所霸佔的殖民地進行，故母國籍軍事和經濟力量開闢的疆域愈大，供宣教士馳騁的空間便愈廣闊。如此看來，歐美的海外宣教，與軍事和經濟的擴張，的確是分不開的。

英國是十八世紀最強大的海權國家，大不列顛國（GreatBritain）有[日不落國] 的美譽，國旗遍佈世界各地，獨領風騷。故她在這個世紀亦成為宣教士的最大輸出國。宣教活動與海外的政治與經濟擴張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不過，我們卻不同意某些對宣教工作陰謀論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擴張的先鋒部隊等。我們相信開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動機是純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實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宣教士在這個福音使命的感召下，離開他們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踏足一個完全陌生的宣教工場，並擺上一切包括性命在內的重大代價。至今並無證據顯示更正教的差會與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的政治或經濟任務，而宣教士在工場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亦毋須向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交代。因此，所有關於宣教士為殖民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臆測的。個別宣教士也許出於民族感情或其他考慮，曾在宣教工場上參與其母國的政治及經濟活動，但這樣的事件只能說是偶然的、獨立的，絕對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的侵略計劃而有的行動。事實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由政客與商人所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歡迎宣教士到來，惟恐宣教士會妨礙他們對被統治者的肆意盤剝呢！雖然來自相同國家，宣教士與殖民者的利益卻非一致的。

由於宣教工作肇始於對外擴張的時期，故差會和宣教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擴張主義的時代心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將福音使命與文化征服混同起來，認定所有非西方基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僅是落後的、野蠻的、無知的，更是屬於魔鬼的；宣教士的責任除了要改變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蒙他們愚味閉塞的思想，改造他們的社會和文化，使他們並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開化（civilizing）與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 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1816年，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明文確定其對本土印第安人的宣教立場：[讓整個部落說英語，在生活習慣上開化，在宗教信仰上接受基督教] 。這樣的宣教觀點為宣教事工及日後建立的所謂[後進] 教會，帶來無窮的禍患，至今仍未能徹底消弭。

隨著威廉克理的宣教呼聲與他所作的典範，加上當時英國及美國已培育出恰當的宣教土壤，故向海外宣教的異象得到兩國教會及信徒強烈的反應。十多年間，海外宣教組織紛紛成立。

英國方面，由公理宗的信徒組成的[倫敦傳道會] （LondonMissionary Society）於 1795年成立，並派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教。此外，[蘇格蘭傳道會] （The Scottish and Glasgow Missionary Societies）亦於1796年成立。 1799年年聖公會低教派牧師及信徒組成了[教會傳道會] （The ChurchMissionary Society），這也不是聖公會的官方組織。1804年，[大英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致力將聖經翻譯成各地方言語。1814年，[循道宗傳道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這是首個宗派性的差會。嗣後，有更多宗派與超宗派的差會陸續建立。

美國方面，公理宗平信徒自發組成「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簡稱[美部會]於1810年成立，這是十九世紀最大的差會。1814年，浸信宗傳道會）（The 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or Foreign Missions，後稱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亦成立。

歐洲方面，1815年，第一個歐洲差會成立，名為[巴色會]（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由一班在瑞土巴塞爾（又譯巴色 ）受改革宗影響的信義宗信徒組成，這即是日後的崇真會。

從威廉克理發出向海外宣教的呼籲開始，短短二十年間，便已有十個歐美各地的差會成立，可謂蔚然成風。這些新成立的差傳機構，紛紛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傳教，建立福音據點。而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愈來愈多超宗派的宣教團體成立。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在1865年成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成了日後那些所謂信心差會（FaithMission）的樣板典型。它們不設籌款制度，宣教士也沒有固定薪酬，純粹憑信心踏入工場。日後，也有不少宣教土是不經任何差會差派，帶著自己的家財或自籌資助，獨自前赴宣教的，這些「自給自足。（self－employed）的宣教士稱為[信心宣教士]。

由於十九世紀的英國及二十世紀繼起的美國，都是頭號的經濟強國，工商業發達，足以支援成千上萬的宣教士到海外工作。加上英國的殖民地遍佈全球，由非洲開始，綿延至近東、阿拉伯半島、印度、東南亞、香港（及中國），都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國及與英國有邦交的國家差會實在不愁沒有可供開拓的工場。

倘若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海外宣教事業的拓荒期，則從 1850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運動擴展的黃金時期。從年份來看，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國；而在1835年，宣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見，在歐美教會覺醒到海外宣教的責任後，不到半個世紀，宣教土便已來到最偏遠的遠東地區。粗略地從地理和國家上說，基督教已到達了[地極]，雖然事實上尚有許多內陸地方和人民未聞福音。

由於歐美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雄霸全球，亞洲和非洲諸國在自願或被迫的情況下，都得向宣教士大軍開放，容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建立福音據點。1857年，印度全面開放傳道；1860年，中國被迫要全面開放傳道。這年因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脅迫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傳教成了中國割讓給西方的附帶條件之一，中國須全面向列強開放，外國人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自由活動。宣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下，得以自由進入內地，從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與宗教關係之密切，是很難簡單地否定的。

近代宣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將基督教變成普世宗教。在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雖不至說是歐美白人的宗教（在近東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卻與全球大多數民族無關。惟有在宣教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數國家裏奠立根基，並且以一個較多元化的面貌展現於人前。倘若沒有宣教運動，今日基督教的境況肯定大大不同。

除了擴展基督的國度以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的日後發展最少有兩個重要的貢獻。第一個貢獻是促進了普世合一運動。一方面由於宣教運動是大奮興運動的直接?物，而後者主要由平信徒帶動的超宗派運動，故合一意願較強；另方面，宣教工作顯示了各種棘手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是教會過去從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參與者通力合作，共同處理。特別在異域的宣教工場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間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運動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合一運動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第九課所要講述的課題。

第二個貢獻是大幅提升教會中婦女的地位。無可否認，基督教向來都有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傳道同工和管理階層多由男性擔任，許多教會禁止婦女站上講壇，更遑論按立婦女為牧者了。可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十九世紀末以後，婦女宣教士的人數逐漸超越了男性，並且一直維持領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為男性宣教士大多攜同家眷前赴宣教工場，卻有不少婦女是單身踏上宣教之旅的，故連同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合計，婦女人數便較男性為多了。宣教工場的人力需求緊張，無論男或女，宣教士都要擔任獨當一面的角色，難以期望有同工可與配搭；要是某個福音據點由女宣教士負責，那她自然得承擔講道與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周從別處調遣一位男性同工前來協助。因此，傳統教會許多宗教與文化的條條框框，在宣教工場上都被打破了。舉例而言，英國聖公會近年才通過按立女牧師，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對；但在中國，早於四十年代便已有聖公會女牧師被按立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由宣教工場發展出來的教會，婦女地位一般都較在歐美本土教會的為高，她們實際參與教會各方面的工作，並且躋身管理和領導的位置。

　

威廉克里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28.htm）

沒有學位，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錢財和當權的朋友。出身貧苦的鞋匠學徒，竟把聖經翻譯成二十多種語文，並成為近代宣道的先鋒。他的名言："望神行大事，為神作大事”，擴大了基督徒的遠象。

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於1761年八月十七日生於英國保羅司浦 （Paulerspury, Northamptonshire），十四歲時，去作鞋匠學徒。十八歲那年，有一天，他在外面商店使用一枚假幣，被人發現，回來後心甚不安。有個同事的青年，看出他心中的不安，把福音介紹給他。他在神面前禱告認罪，悔改重生了。

克里感到把福音真光照進黑暗的負擔。他在寢室的壁上，懸挂一幅世界地圖，天天為了失喪的靈魂禱告。這個小人物的心，擴展到廣大的世界。同時，照著神所給他的異象，積極準備自己。神給他語文恩賜，克里著心研究，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並義大利文和荷蘭文。 他從1783年，就是浸禮會的會友；1787年，被按立為家鄉附近一教會的牧師，仍然兼作製鞋業。但他早已預備好福音的鞋了。

1789年，克里受聘任萊斯特（Leicester）浸信會牧師。三年後，發表基督徒應盡力傳福音使外邦人歸正。那年，教會的年會在North Hamptonshire舉行，他在會中分發，並向大會提議討論"大使命”。當時的大會主席John C Ryland 當眾教訓他說："年輕人，坐下！當神要叫外邦人悔改時，祂知道怎樣去作，用不著你我操心。”

不過，克里並沒有長久安坐不動。他進一步聯合十二位教牧，組成英國浸禮會宣道協會，會員繳納會費，支援國外宣教工作。在那年五月三十日，克里宣講了一篇劃時代的資訊，經文取自以賽亞書第五十四章2至3節：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1793年，新差會派遣克里和多馬（John Thomas）醫生，到印度加爾各答。

次年，克里請求退出宣教士名單，因他受任Mudnabati藍靛製作廠的監督，在經濟上自給。他講道，教導，並開始翻譯聖經成孟加拉文。他的宣教異象，和英國的政策不能合轍，被迫離開英國殖民地地區；克里挈家遷移到近加爾各答的丹麥社區塞蘭坡（Serampur）。

1799年，馬士曼 （Joshua Marshman,1768-1837）， 和華德（William Ward, 1769-1823）等到印度與克里同工。馬士曼出身織布工人，也是語文學者，後來成為更正教第一本中文聖經的翻譯者（1822年出版）。因為英浸宣會支援的經費有限，馬士曼夫婦創立了三所學校，其中二所教導歐洲人子弟，一所為印度兒童。克里則在威廉堡大學 （Fort William College） 教授東方語文，繼續三十年；以所得薪資，加上馬士曼收的學費，後來發展了二十六個教會，一百二十六所學校，學生達一萬餘名。華德學過印刷及新聞，後奉獻勤修神學，參與宣道事工；是傑出的印刷者。三人同心合意，配搭洽當，是最理想的團隊，稱為"塞蘭坡三子”（Serampore Trio）， 組成了獨立宣道會，並設有印刷廠，印發聖經及書籍。英國政治家，國會議員兼人權運動者衛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稱之為"英國的殊榮”。

克里把聖經譯為孟加拉文（Bengali），北印度文（Hindi），梵文（Sanskrit），阿薩姆文（Assamese），及Oriya, Marthi語文。並將部分聖經譯成其他二十九種語文及方言，又編訂六種不同語文的文法及字典。加上與馬士曼合譯的，使印度共有四十四種聖經譯本。他們也把印度文學中的史詩，和中國古典文學，譯英文介紹給西方。

1800年，第一個印度教徒，受浸成為基督徒。 克里不僅自己傳福音，更鼓勵印度信徒作宣教士；這在當時是嶄新的宣教戰略觀念。為了促進文化和社會福利，他首創印度的醫藥宣教事工，儲蓄銀行，並神學院，女童學校，和孟加拉文報紙。他也建立了印度第一所現代印刷所，造紙廠，和蒸氣火車。他也翻譯西方的農業及園藝書籍介紹到印度，並推廣農業改良試驗；於1820年，成立了印度農藝學會。

他關心社會問題。印度有個傳統的惡俗，就是把寡婦用火燒死，給亡夫殉葬，稱為"蘇替”（Suttee, 梵文作Sati）；克里深深恨惡，以為是極不人道。他得到了印度"大聖人”泰戈爾（Maharidhi Debendranath Tagore， 諾貝爾文學獎詩人泰戈爾的父親）的支援，1829年，正式禁除了這惡俗。

1834年六月九日，維廉克里服事了遠方的人四十二年後，在印度塞蘭坡逝世。

他的宣教行動，激勵後來宣教差會相繼建立。他也編寫了孟加拉文字典及文法書，被尊為"孟加拉文之父”，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印度的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於1913年，成為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人； 他的得獎作品是詩祭（Gitanjali），是用孟加拉文寫成，後來自己譯為英文。

這位印度的使徒維廉克里，為了遵行主的"大使命”，作近代宣教的先鋒，把一生奉獻給遙遠神秘的印度次大陸。環境是那麼困難，成就是那麼大，更喚醒了教會，注意從事宣教運動，所結累代的果子，無法數計。在他長臥之處的墓碑上，卻寫著：貧窮，可憐，無助的小蟲，我落在主慈愛的臂抱中。

　

馬禮遜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03.htm）

把福音帶到遙遠東方古老中國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1782年一月五日，生在布勒古林（Buller's Green）, 英國北邊近蘇格蘭的一個村鎮。父母是蘇格蘭長老會的信徒，所以他在基督教信仰熏陶下長大；年十二歲時，即能背誦詩篇第一百十九篇。早年作過鞋匠學徒，在十五歲時，悔改重生，接受了耶穌為救主。他進入奧克斯屯學院（Hoxton College），學習神學，天文，醫學，並初步學習中文。

1807年，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按立授馬禮遜牧職，差他往中國宣道。那時候的中國，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嚴禁外人居住，傳福音更不必說。到這樣一個遙遠帶有神秘色彩的地方，最理想該是至少二人結伴同往；但沒有別人肯去，馬禮遜只得孤身登船。另一個問題，是找不到航海的船肯帶他去那裏。他只得先橫渡大西洋，繞南美洲到美國，然後轉往中國。航程既長，行船又苦；那年一月八日離岸啟航，到九月七日才抵達廣州，歷時八個月！

到了廣州，卻不能進行傳教。因為他通曉中國語文，就於1809年，接受東印度公司譯員的身分，才得合法居留。 不過那時的中國政府，不准華人教授洋人華文，違者處死，更嚴禁向華人傳福音；英國當局，也攔阻他傳道。當時，受聘教授他華文的老師，常身懷毒藥，預備被察覺時，即服毒自盡，免得身受酷刑。在這樣的環境下，馬禮遜不能不認真苦學。同時，他進行翻譯聖經為中文的工作。1811年，首先譯成出版的，是使徒行傳；想見他是追慕使徒受苦傳福音的腳蹤，更可解決所面對的宣道問題，也可以勉勵自己；華人同工，也必然受到感動。那時，還沒有中文活字版印刷，刊印書籍需刻木版；在1812年， 清政府再頒禁令："凡刻印基督教書籍者處死。”因此，馬禮遜的譯經與刊印工作，是冒極大的危險，必須秘密進行。雖然在困難之中，1813年，中文新約聖經出版。

馬禮遜在1807年，同瑪麗（Mary Morton）結婚；但新婚夫人不獲准居住廣州，只得居住澳門；夫婦分居異地，馬禮遜需要往返奔波，甚少家庭之樂。他們第一個兒子夭折，竟然沒有葬身之地：當地華人不准他埋葬；英國在澳門沒有墓地；經過了許多交涉，才得以在澳門北一個小山上，安葬小小的軀體。1815年， 馬禮遜夫人因為一家水土不服，挈年幼的兒女返回英國；留下了馬禮遜孤身一人，繼續艱苦奮鬥。

1812年，倫敦差會才派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來華協助馬禮遜。米憐是蘇格蘭人，1813年，到了澳門，因為他是傳更正教，不見容於葡萄牙政府，被逐出境，而繼往廣州。米憐在那裏，分發福音單張及小冊，也學習中國語文。他幫助馬禮遜譯經。兩年後，在馬來亞的馬六甲，設立了一座印刷所，印行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The Indo-Chinese Gleaner）。馬禮遜和米憐，並於1818年創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宗旨是"教導華人青年英文，並向他們傳播基督教信仰，並教導宣教士等華文”。由米憐擔任校長。可惜，米憐於四年後期逝世。他們二人合作翻譯成的全部新舊約聖經，則於1824年出版， 成為更正教的第二本中文譯本聖經 （只比馬士曼Joshua Marshman譯本， 1822年在印度出版遲約二年）。 馬禮遜也出版了中文文法及中英字典。成為當時在華洋人學中文必備的書。他也編譯了第一本聖詩集，名為養心神詩，只有27頁，於1818年出版。 宣教士們先後出版了四種同一名字的聖詩， 最晚的為1857年，可見當時對聖詩功能的認識。1820年， 馬禮遜夫人帶著小兒女從英國返澳門，正可重享相聚的快樂；但因染霍亂症，遽然逝世。而他的同工米憐，也於是1822年病故。馬禮遜傷痛的心情，可想而知。

1824年， 馬禮遜首次回到英國休假，應邀在各地講道，宣揚在華傳教工作，得到故鄉人士熱烈歡迎，聲名大噪。得英王喬治四世（Geprge IV, 1762-1830）召見，他呈贈所譯的中文聖經。二年後，返回中國的時候，帶著新婚的續弦妻子伊莉莎白（Elizabeth Armstrong）同行。他們又生了四名兒女。1833年馬禮遜夫人留下大的兒子伴同父親，帶著前妻的女兒和自己生的四名幼年兒女，返英國居住；那也是他們的永別，此生未能在地上再見面。馬禮遜繼續努力事奉，一生為在華宣教工作立下根基，讓後人在上面建造。

馬禮遜的第一個果子，名叫蔡高，成為首先承認主名的華人基督徒。協助印刷聖經的，有一名刻木版的工人名叫梁發。他冒著生命的危險，不顧清廷的禁令，成為最早期信徒之一，後來並作了第一位被按立的華人牧師。馬禮遜在華傳道二十七年，只見到十人受洗歸主，但每一個果子都是誠實堅貞。

1834年八月一日， 馬禮遜病逝於廣州，年僅五十二歲。

三年之後， 1837年， 一位宣教士，手裏拿著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分發給廣州考場的考生。其中一份到了屢次落第的洪秀全手上。後來，到1843年，第四次赴試失敗，他才拿來細讀，加上自己的意見，用來倡導太平天國革命，侵擾及於二十省，延續十五年，幾乎傾覆了滿清皇朝。



戴德生小傳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net/text/history/zhuanji21-40.htm）

戴德生是中國內地會的創造人。他自一八五三年來華直至卒年，傾其畢生于中國福音事工。他對神絕對的順服和信靠，給內地會的建樹和中國教會的?生，帶來神豐富的祝福。

戴德生出生在英國約克郡。他尚在母腹時，父母已將小孩奉獻給主。做嬰孩時，父親天天抱著他，跪著向神禱告，小孩稍長，父母教他每日讀經禱告，德生學會每日早餐前與黃昏時，走入自己房間去單獨親近神，發覺這是快樂的秘訣。德生自幼就常聽父親和愛主的朋友講論海外佈道，尤其是當時四萬萬人民的中國之需要，父親感歎地說：“我們為什麼不派傳道人到中國去？這麼多的民眾，精明強幹博學的民族該成為我注意的目標啊！”全家屢讀巴彼得的書《中國》。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心裏，也就在彼時，他立志要來中國傳道。

十七歲時，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報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禱告中，一種莊嚴深刻的感覺終於臨到，他知道他的奉獻已蒙悅納，神的同在極其真切，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滿對神無限的畏懼，又感到無限的喜樂。同年，他裏面清楚神的呼召，忍痛捨棄愛情，堅決到中國去傳道。

戴德生一生對神絕對順服，在最危難時仍不失信心。一八五九年，亦即他在中國佈道的第七年，派克醫生因要事回英國，將寧波的醫院和門診轉交給戴德生。戴德生經過懇切禱告，清楚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神的，所以就憑著信心，挑起重任，醫院裏充滿了病人，門診很擁擠，面對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克留下的經費只夠一月的開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項也快用完，可是接濟始終不來。終於，他們開了最後一袋米，並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鎮定而滿有信心地說：“主幫助我們的時候近了。”全院職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裏面附著一張五十英鎊的支票。贈款的柏迦氏遠在倫敦，一點也不知道醫院瀕臨斷炊，神感動他，將錢及時供應醫院。

戴德生對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能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作成神的工。”一八七六年九月，準備進入中國內地未聞福音之九省，幾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卻帶八名宣教士複去中國，拓展內地工作。當時中英關係緊張，許多人勸他作罷。有人說：“恐怕你一到中國，就要回來。至於派人到遙遠省份，更是談不到。”戴德生順服神的感動，照原計劃搭船往中國。尚在途中，李鴻章和英國駐華大使在煙臺簽訂條約，准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戴德生因著信，早知神必為他們打開福音方便之門。

戴德生對神的愛亦體現在他對中國失喪靈魂之愛上。他初來華時，常遭地痞流氓之欺淩，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別人都有枕頭的地方，但是戴德生遊行佈道，遭人歧視拒絕，甚至不得不夜宿街頭廟前。為要方便傳福音，他不願別人之誤會和輕視，毅然改著中裝染發蓄長辮。一八六六年，揚州的紳士反對西人住在本城，他們誣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動一群地痞流氓鬧事。暴徒沖入他們的住處動武，李德教士為救戴夫人，眼被一塊磚擊傷，戴夫人從二樓跳下，摔傷腳，流很多血，女秘書跳樓時傷了左臂。他們的東西幾乎被搶光。戴氏去請來官兵，暴徒才離開，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幾番，受盡煎熬。事過後，戴德生和大家滿心感謝，因為被算是配為主耶穌的名受辱。一點無報復之心，也不要求賠償，只盼望早日再回揚州傳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脅，都不能動搖他向中國人傳福音的心志。

確實，他把生命也為中國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國夭折，他的愛妻亦病死於中國。他並不是不愛惜幼嫩的子女，他並不是忍心讓愛妻積勞成疾，乃是他的心為內地無數未得救的靈魂所焚燒。

基於這焚燒的愛，戴德生創辦了中國內地會。內地會並不在基督之名已被傳開之沿海城市傳福音，而要深入內地，叫沒有聽見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經濟上，戴氏堅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說：“出來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賴神的供應。你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給內地會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從英國回中國時，帶來二十二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內地會已在中國設立了五十個教會，訓練了不少中國同工。到他離世的一年，內地會宣教士已增至八二八名，散佈中國十八個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雲南。信而受浸者達二五零零人。由於戴德生在各國的演講，美國、德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義大利等國均有宣教士回應及加入。戴德生給內地會；帶來極大的祝福，一粒麥子落在地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內地會宣教士繼承戴氏遺風，多不畏艱難，工作深入窮鄉僻壤，給中國教會帶來莫大的祝福，傳道者數以萬計。戴德生以他犧牲的愛，為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神的信心和對中國教會的卓越貢獻，永垂教會史冊，為後代信徒之表師。他的一生證實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劍橋七傑（震憾時代的七位宣教士） 
（本文摘自http://www.bluebrain.co.uk/kif/NWO/witnesses/w183.html）

“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穌，世上福樂名利富貴，本已對我如糞土，....”這首歌是趙君影牧師的心聲，也是劍橋七傑的心聲。

他們都是劍橋大學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有的是全國著名的運動能手，有的是貴族，有的晉身為軍官，但至終他們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條艱辛的路──往遙遠的中國開荒佈道。

縱然有人懷疑，有人諷剌：究竟他們怎樣和艱難的中文奮鬥，究竟在一個與基督教文化斷絕的國家，每天接觸著無知，迷信，拜偶像的人群，他們的虔誠能持續多久？但至終他們沒有一個人退後。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他們從倫敦遠赴中國的行動，大大震憾了那個時代，直至百多年後的今天，他們的影響仍不稍減退。

板球手施達德

查理 . 施達德（C.T.Studd）出生於貴胄之家。他是劍橋的板球校隊，甚至是板球隊的隊長。無論是打球、投球，在當時他都是首屈一指。投球方面，他更打破全國的記錄。

然而就是在他板球如日方中的時候，他放下了板球，決心前赴中國傳揚主名。他的決定引起了大學的騷動，但他感悟到：“救贖意即‘買回來’，所以如果我屬於他，而我還占著不屬於我的東西，那我就是賊，否則我就該放棄一切而完全歸神。當我一想到耶穌基督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為他放棄一切，又有什麼難呢？”

其實，施達德從未考慮過往海外宣教，他覺得英國已經夠大了，但當他清楚確實神要他往中國時，他卻毫不猶豫，將板球的專誠全放到基督身上。

抵達中國後，他先後在太原府、上海、平陽、隆安府等地作傳道工作，並於一八八八年在天津跟另一位宣教士普絲麗 . 施德活小姐結婚，婚後四個小孩子也相繼在中國誕生。由於健康惡劣，施達德不得不在一八九四年舉家遷回英國，後來聖靈又催迫他往印度傳福音。至一九零八年，他正計畫重回印度，神卻奇妙的將非洲的需要放在他心上。

雖然施達德不是終生留在中國的工廠，但他卻一生未離開過宣教的事奉。他開拓了非洲工廠，且成立了環球福音差會，協助更多工人往非洲禾場收割。

司米德軟弱變為剛強

司米德（Stanley Smith）一直在中國北方工作，他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講道。死前一天晚上，他還講道，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蘇州逝世。

有誰料到這樣一位愛主，愛中國的宣教士，曾經是生活放蕩，靈性浮沉不定的軟弱基督徒？

他父親是著名外科醫生。司米德雖然十三歲已接受救主，但他一直陷於靈性的低潮。在劍橋念書的日子，他仍喜愛玩樂。雖然他熱愛草地網球，游泳，騎單車，還是划艇手，但他仍感到生活無聊，不滿足和沒意思。他自認是個失敗的基督徒。直至他明白要將自己全交給主，他生命才有轉變，司米德很快就投入直接的事奉，一連串的露天聚會、下午茶點、醫院探訪、訪問貧民。他還得著新的負擔，就是到國外宣教。但不久他又再度軟弱，靈性總是暴漲暴落，忽上忽下。他肯定不會流失，但他完全沒有屬靈的能力。即使當牧師，也只是一個平庸的牧師。

在一次和弟兄的交通中，他發現他受自我意志的攔阻很大，他只喜愛基督徒的活動，但最後的方面，他仍想自己決定。於是當晚他在日記上寫上：“我必須把自己完全獻上。”

他本來可以留在劍橋或往鋁瑞得理學院接受聖職人員的訓練，但最後他確定了中國是他一生的事奉，他也就義無反顧地走上了！

西瑟.亞瑟端納兩兄弟

西瑟端納（Cecil Polhill-Turner）排行第二，亞瑟 . 端納（Arthur Polhill-Turner）排行第三，他們也是富家子弟。父親是上校。按照當時的傳統，二子要當騎兵，三子則作家庭牧師。

亞瑟 . 端納雖然知道自己將來會當牧師，但他的生活絲毫不檢點，他愛賭馬，打牌，跳舞。直至在慕迪佈道會中，他才真正決志。從此，他徹底與馬、牌、舞斷絕。他是校際運動的代表選手。他仍努力學習和運動，但他目的是藉此見證基督。在七傑中，亞瑟 . 端納是第一個蒙召往中國的。他一直在四川傳福音，庚子拳變與辛亥革命期間，他都在中國。

二哥西瑟是騎兵軍官，又得過足球獎章，但他清楚神並非要他穩步地爬上陸軍元帥的高位，而是要他前赴中國宣教。他的擺上並非受弟弟亞瑟影響，原來自從他獨自參加“中國宣教士聚會”後，他就決定去中國傳福音。曾有一位長老極力勸他留下，原因是騎兵隊很快就有機會遣往印度，在那裏也可以作很多宣教工作。而他叔父白亨利伯爵也攔阻他，但西瑟毅然放下了升遷的機會，卻遠征中國山西，後來甚至深入西藏禁地。

炮兵少尉何斯德

劍橋七傑中，只一個軍官是炮兵少尉狄克遜 . 何斯德（P.E.Hoste），他受戴德生的影響很深。當他正考慮宣教工場的時候，戴德生寫的小冊子深深地感動了他：“中國三億八千五百萬人民（這是當時的人口數目，現時是十億）在死蔭幽谷中，沒有機會接觸福音，回頭想想我們元帥的命令，‘往普天下去，把福音傳給萬民。’....面對成群走向滅亡的人，還能袖手旁觀嗎？”中國也開始成了他的負擔。

起先，當少將的父親對他往海外宣教加以很大的攔阻，但後來父親竟寫信告訴他，不再阻撓他，這令他更清楚神的呼召。

戴德生曾向他強調遠赴中國的危險和孤獨，但何斯德毫不畏懼。想不到他後來還接續戴德生，作中國內地會的負責人。抗戰時，他曾被日人拘禁。他在中國住了六十多年，直至逝世前一年才離開中國，返回倫敦。

牧師成為宣教士──凱巴

威廉凱巴（W. W. Cassels）在劍橋畢業不久，就成了英國國教副牧師，他在貧民中工作，然而神讓他看見他的工廠並非英國，而是遙遠的海外。自從他感到海外宣教的呼召後漸漸地清楚神賜他的負擔是中國。

但他要往中國的決心，很快就受到考驗。他母親竟然親自找戴德生，請求他不要接受凱巴作宣教士，原來他母親有七個兒子，而凱巴是她唯一留在英國的兒子。結果是神自己挪開了這些障礙，最後他母親竟寫信給戴德生：“這條路已夠艱難，如果我加以阻撓，那我不就成了神好兒子的壞母親？....神己帶領他走上這條路，雖然不合我的意，但我須跟上，願神賜福他，也賜福你們的工作。”凱巴先在上海，然後往中國西部，直至一九二五年逝世，他很少離開這裏。

寧肯宣教，不要大筆財產──章必成

章必成不只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他更放棄了大筆財產。當他在中國宣教的時候，英倫的大哥，由於沒有兒子繼承業務，想給章必成大筆財產，但條件是要他放棄中國，放棄宣教，回英國打理房地產業，章必成毅然拒絕了。他寧願鎮過鎮、村過村，艱辛地旅行佈道。一次他甚至在炎熱的天氣中，和戴德生走了近一千哩路。他愛中國的熱誠，甚至感動了兒子，後來兒子長大了，也加入中國內地會，而他自己也就是死于兒子的宣教站──中國寶寧。

章必成是大家庭中的三子，父親是男爵。自少他就在基督教活動和敬虔的氣氛中成長，但他卻徒有基督徒的外表而無屬靈的實質。在慕迪佈道會真正信主後，他也曾一度軟弱。幸好，這只是短暫的情況，退後反倒叫他更邁向前，以後他更愛主哩！而神也就揀選了他完成他所托負的使命。

英國國家海事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號稱是全球最大的海事博物館，共有16個展覽廳，記載了英國航海的歷史及科技。英國海事的發展，不僅使英國獲得許多海外殖民地，也使得傳教士得以將福音帶到許多異教之地。

內地會倫敦辦事處

1893年，內地會在紐恩登林蔭路（Newington Green）購置了一個擁有三十個房間、會議廳、和接待室的新辦事處，以訓練有心前往中國的傳教士。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世紀，聖芳濟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來到這片平坦、潮濕的沼澤區定居，劍橋於此誕生。1209年，一群學者因與牛津市當局意見不合，逃往劍橋避難，加上伊裏主教休·包沿創立第一所學院彼得屋（Peter House），劍橋大學便有了?始的基業。

"野蠻、未開化和無知"，曾經是史學家對沼澤居民的形容，卻因劍橋的耀眼光芒，重新界定了這片構軟、平坦的土地。 劍橋的秋多風、多雨。便在天睛的日子裏，這個中古大學城的秋光豔色不只使人目不暇接，而且幾乎完全佔據了人的心靈。

站在舉世著名的Backs（劍大許多古老學院的後園）上，看一樹樹的金黃在陽光下閃爍，在微風躍動，把原來已經碧綠的草地襯得更綠，把原有王者氣象的王家學院禮拜堂烘托得更加莊嚴堂皇，而三一學院古雅純樸的"雷恩圖書館"，聖約翰學院"太息橋"頭的紫紅牽藤，也越發顯得凝重與活潑。至於徐志摩所說"最有靈性"的劍河，不論是夏綠或秋黃，總是那麼徐徐自得、柔情萬種。

國王學院的禮拜堂是劍橋的榮耀，也是公認的全歐最出色的哥特式建築。從教堂唱詩班吟唱的聖誕頌歌，傳遍世界各角落，連聖母峰下的營者都在聆聽！ 皇后學院並不是劍橋最響亮的學院。它最有名的建築是跨過劍河的一座木橋，名叫"數學橋"。木橋初造於1794年，是一座利用實用數學原理，完全不用釘子卻堅固無比的橋。1867年有個維多利亞人將它整個拆除，以至後來必須加上鐵螺釘才恢復了原狀。

三一學院毫無疑問是劍橋最大也最著名的學院。這是遠出過牛頓、培根，近出過懷海德、羅素、維根斯坦的學院。在三一的大門左邊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蘋果樹，據說它就是牛頓悟"道"的"菩提樹"。（本文摘自http://www.chinatravel1.com/exotic/o/oz-1.htm）

馬禮遜紀念館（Robert Morrison Memorial）

馬禮遜生於1782年的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1807年抵達中國廣州的南港，成了第一個來華的更正教傳教士。因著清政府嚴禁傳教，因此馬禮遜在中國的27年間，多致力於聖經的翻譯。他不僅完成了第一本英粵字典，也將新、舊約翻譯完成並出版。位於諾森伯蘭的馬禮遜紀念館，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十九世紀偉大傳教士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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